分析人士指出，周五市场暗流涌动千亿资金已经悄然蓄势，后市将更加精彩纷呈更加好看，近期市场虽然出现了一些小幅的调整，但是多头并未放弃对于后市的布局，涨停潮的出现更加透露了主力资金对于后市的布局，毫无疑问市场走出了牛市行情，均线已经走出发散向上的上攻态势，主力完美演绎逼空行情，配合后期题材后市暴涨一触即发。
签字仪式由白春礼主持。教育部副部长、*组副书记陈希等参加了签字仪式。
稿源：人民
寻找革命之下的血与肉 《非常与正常》，以一种很少见的研究视角，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文革中如何艰难运转 本刊/杨时旸(发自上海) “你看我的手。”金大陆笑呵呵地伸出胳膊，上面有很多小伤口和划痕。“我就戴着口罩到处爬梳资料。我有一屋子的史料，我每天都埋在资料堆里面。”他说。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金大陆在文革最癫狂的时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度过的。一方面那时他只是初中生，另一方面他是“黑五类”的子女，这让他没有资格更深地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当时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非常信奉的。”他认真地对说，“到了后来我的思想就全反过来了。” 那是林彪案公开之后，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他这样回忆。从那之后，他对高层政治产生了严重的恐慌，对文革开始质疑。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发生时，金大陆虽然人在上海，但是一直挂念着北京的情景。“那个时候，文革还没完全结束，我就决心要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金大陆对《中国周刊》说。 时隔35年，如今已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的金大陆，写出了这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这套67万字的书分为上下两册，详细描述了十年文革期间，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有对市民的衣食住行、粮油蔬菜供应以及猪肉是否凭票购买的记录；也有一片革命化纯洁化呼声下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书中详细的史料和数字更揭开了文革“赤胆忠心”口号掩盖下潜藏的腐败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大家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私自开发地下生产线加工毛主席像章并大肆贩卖，另一些人买来各类报纸，经过剪贴再送往外地隐蔽的地下印刷点造出地下文革报刊，雇佣上百报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文革时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地下性交易这些都存在。绝不是像有些人怀念文革说的那样，文革不存在贪官。”金大陆挥挥手说。 目前，许多涉及高层的文革档案尚未解密，而学者对于文革的研究从未中断。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有关文革的中文文献书目接近一千种，但绝大多数都是谈的文革运动本身或局部的个体经历。而《非常与正常》一书中则对于运动和口号之下日常生活做了详尽的记录和描述，这是很少见的研究视角。它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文革中如何艰难运转。 出版《非常与正常》只是金大陆出版计划中的第一部，随后他还将沿着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方向陆续出版两部后续作品。涉及文革期间的住房问题：房屋如何被强占和置换，文革中被扭曲的两性关系，文革中的自杀数字等等…… “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一听到文革就想到‘造反有理’！”金大陆一边比划一边唱了一句，“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那样的，人们还在生活。革命之下有很多涌动的生活暗流还在继续。我就是想把那些血肉的东西写出来。” “现在研究运动史和政治史的环境不太方便” 中国周刊：众多文革史研究都是从革命运动本身出发的，你为何决定从生活史的角度研究文革？ 金大陆：做文革史是一个长期的追求和计划。并不是说我专门在做文革社会史。我是文革的亲历者，在文革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长期在这方面追求，也在等待。 从长项的研究讲，做文革史，第一，作为学术准备是大量资料收集和积累；第二步按理说是做政治史和运动史；第三步才是更长线的做文革中的社会史、生活史、教育史、外交史等等。但是现在研究运动史和政治史的条件不成熟，第二步现在做不了，我就把社会生活史提前做了。 中国周刊：但是关于其他部分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你也在做？具体是怎么把生活史的资料分类出来的？ 金大陆：对，那是很长期的一个工作。我一直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做一个一二百万字的大文革日志。写十年间的每一天上海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在做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个人的年谱。这些都是要长期准备。 这次的《非常与正常》出版也有一个机缘。有一套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要出版，文革十年也纳入其中。我就暂缓了文革日志和年谱的工作，把手里搜集的全部资料一页一页捋了一遍，把文革运动本身和生活史资料分开，再把生活史部分按章节和专题分。第一部分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运动，比如上山下乡、破四旧和抄家；第二部分是文革期间衣食住行、婚姻等日常生活。再有就是和生活相关的，比如毛主席像章的收藏、买卖以及文革时期的小报和地下报刊。 强压多大，反弹也就多大 中国周刊：先说衣食住行，你很细致地列出了粮油、蔬菜、猪肉、水产品的供应情况。这些内容在之前的文革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就好像文革中生活是不存在的。而最后你得出的结论是，文革中粮食蔬菜生产基本是丰收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有什么不同反应吗？ 金大陆：要写生活就必须要有衣食住行，虽然经济史的一些数字比较枯燥，但是很有用。当时的粮食蔬菜基本丰收并不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而是说，恰巧十年间除个别地区外，都风调雨顺，没有极端天气，这恰巧保证了文革能一直进行。第二，武斗乱了两三年，实际上广大农民还是要生产的。第三，到文革后期也提出说，要把生产搞好才体现我们是革命的。所以，应该说，文革十年总体供应是短缺的，但是上海的生活是在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的情况下维系的温饱水平。 我写了这些以后，有些人确实批评我，说我是说“文化大革命好”，说我对文革的描述太温馨了。其实绝不是那样，我只是从史料出发，不想掺杂那么多意识形态。 中国周刊：你提出上海十年文革中买猪肉是不凭票的？这和大多数人的记忆完全相反。 金大陆：和我的记忆也相反，我也很吃惊。但是事实，史实的偏差需要纠正。在文革期间的上海，猪肉是不凭票的，有时还打折出售。这和全国保上海有关，也和毛泽东说“粮多、猪多、肥多”鼓励养猪有关。在文革之前发过肉票，文革后也发过。应该说，猪肉供应充分，是那个时期国家管理和计划经济极端强力运作的结果。 中国周刊：你在探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大串联的时候对比了两地的不同，而且上海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城市，这是什么原因？ 金大陆：上海开埠最早，工商业比较发达，还有租界地等等。上海人比较精明、理性，上海讲“动口不动手”，动手就没理了。这是潜意识里的，文革时期也没有被冲破。这和其他城市非常不一样，北京整个城市都被革命热情燃烧了，上海还是有年轻男女手挽手在苏州河畔谈恋爱。 另外，关于军械性武斗的问题，指的是使用枪炮。除了刚才说的上海人文化历史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在文革一开始，上海警备区有一个命令，所有的单位民兵的枪支全部封存全部收缴；再有一点，上海在文革期间也有派别冲突，但是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一统天下，他们主宰着局面，没有势均力敌的两派，相对来说稳定。虽然也有武斗打死人，但是用棍棒长矛，而不是动枪动炮。 而北京不一样，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当天，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人1772人，上海被打致死的11个人，其中三个人还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这反映两个城市的区别。 中国周刊：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之后对于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也很看不惯，也经常进行揪斗？而且，按照你的统计，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率仍然是一条正常曲线？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就看不惯上海小青年谈恋爱那种资产阶级的香风邪气。晚上开车到黄浦江边、到和平电影院等晚场电影散场，抓到那些拉着手的小青年就打。虽然这样，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结婚率统计大致还是一条正常的曲线，这说明在文革严酷的环境中，人们还是努力营造生活，这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离婚率又是一组非常残酷的数字，十年间上海只有6489对离婚，平均每天不到两对。这绝不是说文革期间有冰清玉洁的革命情感，而是当时宣传离婚意味着生活腐朽，人们也担心离婚连累儿女。而那些离婚的很多都是因为社会政治原因而非感情原因。 中国周刊：当时革命的状况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压抑，这些压力会寻找出口，革命的口号对这些也是震慑不住的吧？ 金大陆：文革中很多人往纯洁方面去靠拢。反过来，压强多大，反弹也就多大。这个反弹是非常扭曲的反弹。1966年，红卫兵动不动就剪掉一些人的头发、衣服，当时都认为是纯洁、赤诚的行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飞就上街了。各种服装、发型都出来了。还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泛滥了。这个是一种反弹，对性压抑的强烈的放大。这种人也被打击的，但是会顽强地表现。1974到1976年团市委在上海太阳下山后在外滩、人民广场、淮海路都设点观测的，看裙子长短、穿泡泡纱的有多少。 虽然当时没有公开的卖淫场所，但是上海的女青年跟海员，发生性买卖关系的也不少。电影院门口有一阵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内裤，就是因为有地下卖淫。到后来压抑到极点就总爆发了。有两个标志事件是：1972年的国庆节期间1号和3号发生的事，一个在外滩，一个新华电影院门口。流氓围着漂亮女孩子嬉笑、调戏，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剥光，几百人围观。之后很快查清楚首犯枪毙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这样的事年年发生。 研究文革，应该从史料出发 中国周刊：现在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因为他们觉得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贪官都被批斗没有人敢贪污。但是你的统计却表明文革中处处仍有腐败。 金大陆：当时想拥有毛主席像章的人都赤胆忠心的，他们交换或拿钱去买。他们怎么知道会有那么多倒卖、地下生产像章的。有的人赚钱把自己家的房子都造起来了，有的是坐飞机倒卖。有人做铝锭、有人做冲床、有抛光的、有买卖的，这是个地下生产链。当时集邮票集糖纸全部全封掉了，收藏的理念全部集中到像章了。当时的像章有多少就卖多少，这里面就有很多漏洞可寻。 上海还有地下报刊。利用革命需要和自己单位的方便，印地下报纸。永安公司到美术馆，500米路，每天街道两旁都是叫卖声。各种报纸2分一张或3分一张。有人就去买十张报纸，回家剪贴，拼成四版变成新的一张报纸。上海的印刷管理很严，他们就买了白报纸，到江苏宜兴和无锡的乡镇印刷点，印几千上万份。杭州、南京的当时就批发，再到上海来，2分3分再卖掉，雇佣一百多个小学生做报童。这样弄一份报纸可以赚三四百块钱。 那些在菜市场工作的人也利用职权贪污，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的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到好几万元。 中国周刊：目前学术界对于文革研究的分歧也逐渐开始明朗，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如何确定你的研究角度？ 金大陆：中国现在搞经济建设。我觉得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逐步解决了之后，中国共产*面对它的历史问题，该承担的会承担、该解释的会解释，孙辈为爷爷背这么大的历史包袱没有必要。现在文革研究出现种种倾向，有文革浩劫论、文革灾难论……海外的研究有人提出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等等。种种论述是要往两个极端拉。一个是“集体犯罪说”，还有一个是随着现实的变化，有人对文革有很多怀念——一些老干部和下岗的工人，他们认为现在贪污腐败的贪官，要是有文革老早被揪出来斗死了，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西方的理论界呢，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人类反腐一个很终极的探讨。 我一直非常强调的是史料为本，学术至上。今天的文革研究者，有的为自己辩护，有的倾注自己的情感。我肯定也有感情，但我不是派性派别的。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作为一个学者，做这个事情，就应该从史料出发。 ★
香港8月4日电 由港澳基本法研究会主办的“从基本法看《‘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主题研討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就白皮书与基本法的关係、“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的关係、“治港者”的含义等问题展开研討。 中新社报导，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範大学、深圳大学、福州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国內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6名法律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討会。 在法官是否应称为“治港者”的问题上，有专家认为，从世界各个法治国家的情况来看，称法官为“治港者”並无不妥，司法机关是政权的一部分，比如在美国宪法体制里，司法权也是美国联邦政府三权之中的一个分支。司法独立和公平公正原则恰恰是对於政权一个分支的要求。从香港法律体制来看，基本法规定了香港司法机关具有终审权，且香港司法机关亦通过司法审查参与了经济社会政策的决策，因此称法官为“治港者”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在白皮书和基本法的关係问题上，有专家认为，白皮书秉承了基本法的精神和內容，並未超越或修改基本法，並且白皮书並非法律文件，亦不会修改基本法。白皮书祗是帮助港人理解基本法，有助於澄清基本法实施过程中香港社会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长远来看有助於减少和消除一些围绕“一国两制”的爭议和分歧。 在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的关係问题上，有专家提出，香港特別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建立在承认和接受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的前提和基础之上。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权”是主权的另外一种表述，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于享有主权的中央政府的授权。有专家从比较宪法的角度指出，授权地方进行高度自治並不意味著中央政府就失去了全面管治权，比如英国宪法学界对於苏格兰自治已经形成共识：即便相关法律规定了苏格兰的自治权限，英国中央政府仍然具有全面的管治权力。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白皮书和基本法所涉及的一些细节问题，从宪法学、国际法学以及基本法律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