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天宝紧固件公司，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徐文龙了解到该公司生产形势良好，30万吨热镀锌波纹护栏及附件生产项目进展顺利，产品已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5%，他对此充分肯定，希望企业进一步提高产品品质，发展精密件，争取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
“产业园刚开始起步，就因为产权和规划问题，遭遇困境。培育世界文化名城，一方面说培育，一方面说搬迁就搬迁，太不符合发展思路。”曾德雄对于红专厂搬迁以及星坊60不保，感到困惑。
王芸回忆：“我们是在延安认识的，是在陕北公学，当时他是指导员，我是学生干部，是学生总会的组织部长，他管我们。后来我们分别到外地工作，又陆续回到延安，他还在社会部，我在中央*校妇女干部训练班进修。1939年5月15日，我们结婚，把铺盖放在一起就算完了。因为从每个月初开始要劳动半个月，然后放两天假，所以我们在月中结婚。其实他那时是社会部派到我们学校搞保卫工作的，但当时我不知道，因为他根本不告诉我。他是搞特科出身的，接受过系统的保密训练。刚认识时，他不暴露身份，骗我说他在干休所工作。我到干休所找他，人家说根本没有这个人，后来才知道是社会部。结婚后，还是保密。1939年9月，他护送周恩来去苏联，什么也不说就走了。走了一个月以后，他的社会部的同事让我去取他留给我的一个小布箱子，里面有一个电筒、一支派克钢笔。那时几乎没有人有派克笔的，算是很珍贵的礼物了，但却片纸只字没有告诉我他去哪里了！一个大姐推测说是去苏联了，知道是这样，不知道也是这样！反正人是突然没有消息了。我懂纪律，不该问也不敢问，只能回头自己哭了一鼻子！那时我们才刚结婚3个月啊！也有人劝我：王芸，算了，你不如再找一个。我说人可以负我，我不可以负人。就这样我足足等了4年！1944年春天的一天，蔡畅大姐对我说："有卡车，你看谁来了？"我说："西安办事处的车啊，周副主席回来了呗。"大姐说："不，你到招待所去看看，是李士英回来了！"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接受锻炼。我去看他，他和李天佑在一起，对我很冷淡。我想刚结婚就分开，没有感情了。其实是那时延安整风刚结束，他不了解我这个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在干部审查过程中的表现。我就走了，还回乡下教我的书。蔡大姐就奇怪了，去找他，问："你怎么搞的，王芸没有过夜就走了？组织审查过了，她没有问题。"第二天他再来找我，态度就大不一样了，从这里看得出他对*的忠诚。1949年5月，李士英先行南下，一年后我也随队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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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临县法院的刑事案件判决书，当时镇*委书记闫福平、镇长李卫平、副镇长张玉成、镇团委书记赵金栋在场。“为了缓解非正常上访造成的政治压力”，双方达成协议，马继文保证过年前不去上访，政府方“被迫答应”给他6600元，马当场领取了钱款，并写了保证书。在2009年3月8日的另一次上访中，临县信访局人员还给过他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