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桑子·重阳
毛泽东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编者：
本次分享的是不叫玫瑰撰于年的毛概课程论文。尽管文章在论证逻辑、语言表达等方面仍稍显青涩，但依旧难以掩盖文中所富涵并发散而出的哲理及趣味性，而（当时的）大二学生这一写作身份更是令人无法埋汰。就此，张某在作者的许可及不改动原文主旨的基础上，粗浅地为其润色数次，期盼读者能够更流畅地领悟文章本意，进入到属于各自的小径分岔的思维花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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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神和魔*
——简述毛泽东“圣像”
毛概课程论文
作者：不叫玫瑰
年8月18日，毛泽东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会活动之一。相距不久，另一个世界之最也由中国实现——《毛主席语录》成为了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书籍。这本当之无愧的“人民之书”不仅在中国人手一本，而且还出现于日本反抗美军暴行的青年示威者手中，西德反美游行的队列内，第三世界左翼游击队员的口袋中，在法国五月风暴中筑起街垒的学生嘴中呼出。总而言之，毛泽东那半是真理半是魔法的话语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颂着。
▲日本左翼运动
然而仅仅不过十几年，情况就完全逆转过来了。反抗者成了被反抗的对象，破坏者遭人破坏（外在与内在的协同崩坏），曾经长时间象征进步的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历史终结”的“胜利宣言”里被解构为代表压迫、毁灭与失败的魔*，不只是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也由“神”转化成了“魔”。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尚且容易解释（除了左翼运动蓬勃发展的60年代以及中美交好的七八十年代之外，毛向来因其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而饱受敌视）。然而在中国，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亦微妙了起来。一言蔽之，现在毛在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里，是一个“神”，一个会犯错的普通人，同时还可能是一个“魔”。
大众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实际上也归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对毛泽东的评价亦不例外，即使是毛为这种社会意识打下了其社会存在的基础。对毛的大众性评价业已成为一种有着社会存在基础的社会意识，而这一复杂的社会意识于事实上不过是一种社会存在的复杂性的体现。碍于篇幅，本文并无深入探讨相关社会存在的意向，而是更倾向于从这类评价的一种思想或符号根源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即分析作为“圣像”，作为“神”与“魔*”而存在的毛泽东。换言之，作为特定符号的毛泽东。
1.“圣像崇拜”与“圣像破坏”
“圣像破坏”（Iconoclasm）一词源自希腊，与同样原为基督教用语的“圣像崇拜”相反，意为“不拜偶像”与“破坏偶像”，见《旧约》记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出埃及记20:14-15）。概言之，对圣像的崇拜会因远离真神而引起神怒。尽管圣像崇拜者们深知这一信条，但是出于传播基督教的需要及圣像具有的象征教义的作用，且发现广大信众往往只是慑于圣像之“威”或喜爱圣像之“灵”而入教，故圣像崇拜者依旧拥有着庞大的支持力量。预料之内，圣像破坏派与圣像崇拜者在历史上有着众多的冲突。拜占庭8-9世纪的圣像破坏运动以及年荷兰的破坏圣像运动即可窥见一斑。
▲新教徒对天主教圣像的破坏（约绘于年）
除了宗教意义上的“圣像破坏”与“圣像崇拜”外，类似的情况亦屡见于其他领域。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将国王的雕像砸倒，把教堂上的圣像打落，换上象征国家公权力与理性公意的利剑与束棒；中国土地改革时期，原本风光一乡的地主被拉到高台上做自我检讨、挨批斗，甚而被愤怒的农民打死，而与此对应的是农民们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一转过去的弱势，自豪地挺直腰杆，翻身做了主人。当然，不止革命者如此，反革命者亦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后波旁王朝复辟，被打倒的国王雕像得到重新树立，新的十字架遮住了难以被改回去的束棒和利剑；在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狂潮中，除了真正的左派人士与进步人士之外，一些保守主义者甚至真正的“资产阶级战士”也同样遭受了当局的“审查”，隐私信息为人公诸于众，只因其“有可能”接触马克思主义。
▲JosephRaymondMcCarthy（-）
总而言之，广义上的“圣像破坏”与“圣像崇拜”是一个辩证的组合，其核心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圣像”而将阻碍自己的其他“偶像”破坏殆尽。换言之，为了让自己的符号得以彰显，其他的符号必须被加以抹除或涂改。在其中，扩大对自己的“圣像”的“崇拜”是目的，“破坏”其他的“圣像”则是手段。一种意识往往通过某种符号作为载体而传播，这符号又以某种具体形象——“圣像”——作为载体，而认同这种符号背后的意识并传播这种具体形象的人就是“圣像崇拜者”。有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交由物质力量来摧毁”。这种“圣像”俘获了“信众”的心而进一步成为一种社会物质力量后，它的反对者自然不能仅凭论战的方式去取得胜利了，他们必须同样地运用社会物质力量，武装自己的“圣像”以破坏其他的“圣像”，此即“破坏圣像者”。由此可见，最虔诚的“圣像崇拜者”往往也是最狂热的“圣像破坏者”，只是“拜”与“坏”之对象相峙罢了。
2.“反面圣像”与“衍生圣像”
根据上文论证出的那种辩证关系，我们还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圣像的破坏同时亦是另一种圣像——反面圣像——的构建。“纯粹”的“圣像破坏”——将“圣像”彻底抹除——还只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破坏。真正具有破坏力的圣像破坏莫过于把本应砸毁的圣像巧妙地转化为展现自己意志的圣像，这就是反面圣像的构建。通俗地说，反面圣像可以理解为“反面教材”。它原是敌对的圣像却被转换成了新的圣像，但是跟一般的圣像不一样的是它特殊的崇拜方式——唾弃。
法国大革命期间，很多“破坏圣像”的革命者通常不会将那些象征旧制度的圣像完全破坏。相反的是，他们把自己的主义和思想添加到这些敌对的圣像中，使其转化为自己的圣像。例如，他们选择把国王的雕像斩首而不是完全摧毁它，于是象征王权至上的圣像现在随着它的脑袋的“噼啪”掉落，成了王权倒地的圣像。又如，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并摧毁了纳粹德国，但是他们并没有摧毁所有的纳粹标志，而是将其中一些带回苏联，放置于博物馆的特制展柜中，让所有的参观者将这些法西斯圣像踩在脚下。如此一来，原本散发着法西斯淫威的圣像一转变成人民胜利的圣像。
▲缴获的德军军旗（卫国战争中央博物馆藏）
除了这种通过唾弃而将敌对圣像融合为友方圣像的情况外，还有另一种逆转原先圣像符号含义的革新方式——衍生圣像。这种情况用通俗的方式形容的话，那便是“鸠占鹊巢”或“望文生义”，即将自己的主义通过一些不明显的手段（不排除牵强附会等）附加到一个不相干的圣像上，或者从一个相关圣像上的部分符号节外生枝，用部分重新定义整体。比如，拜占庭的极端圣像崇拜者认为基督教的那些偶像不仅仅是单纯用于启示与教化的物品，而是真正拥有神力的东西，如此一来便衍生出了另一种蕴含更激进思想的圣像。又如，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论证孔子为改革先驱，这样便把孔子变成了一尊改革者的圣像。然而孔子真的是那种近代化的改革者吗？恐怕未必。不过不管是建构反面圣像还是衍生圣像，在建构的过程中，原圣像本来的意义都因为新意义的注入而被解构为了次要的部分。
3.作为圣像的毛泽东
回到对毛泽东的分析。作为一个标志、一个“圣像”的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他是什么样的圣像？这里无意谈论毛生前的情况，因为那段历史过于庞杂，它是如此的传奇与波澜壮阔以至于这短短一篇文章甚至都不能将这段历史的年表写全，遑论进行分析。但毋庸置疑的是，毛始终都是他自己的“圣像”，哪怕他自己曾多次毁灭又重建它。然而从他去世那一刻起，他便再也无法影响这尊代表他本人言行与主张的“圣像了”。此外，由于毛多次的自我否定与重构，及其思想与行为的复杂，更是生成了各种不同思想主义建构“圣像”的材料。不管是文革时期红卫兵对毛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将毛捧为“神”，还是每时每刻都在攻击毛、攻击社会主义的人，将毛视作“魔”，亦或是其他的人、其他的看法，甚至包括那些根本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毛本人及其思想的人，都能从这些材料中获得自己创造新的“圣像”的契机。一言蔽之，问题并不在于毛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正确，而在于“立象者”们想建立的是一尊什么圣像。对毛的无限崇拜与无限诋毁，都是人们树立圣像或破坏圣像的行为。在这里，毛思想本身的问题倒成了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反而是“立象者”的矛盾。
当然，立象者与圣像破坏者未必是正确的，也未必是错误的，但他们建构出的毛的“圣像”，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超对毛的评价本身。
4.总结
毛在世人眼里是神也好，亦或是魔也罢，这些在实质上都并非关键，关键在于这些人究竟想要崇拜的是什么。就此，我们需要研究他们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发掘其背后的社会存在，以便针对这些状况找到属于各自的应对方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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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不叫玫瑰
责任
张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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